看《河边的错误》执着于“追凶”你就输了

　　电影《河边的错误》放映结束，许多观众陷入了错愕与茫然。笔者所在的影厅里，面对戛然而止的结尾，有人窃窃私语：这就结束了？他们甚至在片尾字幕结束后仍迟迟不愿起身离开，可能是还未从剧情的重重疑雾中走出来，亟须一个清晰的真相。显然，《河边的错误》并不是一部容易理解、可以被归类的电影，它有一定的观影门槛。余华原著的光环，加上魏书钧独特的文艺片趣味，令影片呈现出别样的迷人风格。

　　影片的开场，是一场雨中的猫鼠游戏。扮演警察的孩子一路追逐，认真地缉捕“凶手”。当他志在必得地推开一道门，门外却是残壁断垣，穷途末路。此刻，孩子的视线与楼下主人公马哲的身影形成了交错。

　　这一幕是整部影片的浓缩，也是主人公马哲命运困境的隐喻。它提醒着我们，《河边的错误》虽然披着悬疑犯罪片的外衣，却是一部有着显著的自我解构色彩的自反式电影。

　　侦探类文艺作品的主角，往往是充满理性的现代主体，依赖强有力的逻辑去抽丝剥茧、寻绎线年代的先锋小说，余华的原著《河边的错误》以侦探叙事来拆解侦探小说，进而解构其中的理性与秩序，去发掘人生与世界的荒谬底色。

　　电影《河边的错误》虽然在情节上多有更改，但基本保持了原著的叙事路径与内在气质。如果按照类型片的欣赏习惯，就不免会陷入创作者所设置的叙事陷阱。越是执着地辨别凶手、揣测动机、拼接真相，破解原本没有谜底的谜题，就越是正中创作者的下怀。影片所要凸显的，恰恰是一种非理性、不确定性与反常性。

　　影片自反性的另一点，体现在对于电影艺术本身的观照。片中，废弃的电影院被挪用为派出所的办公场所，这一颇具荒诞意味的设定可谓十分巧妙。原著中并没有这一情节，影片此举延续了魏书钧在《永安镇故事集》等前作中对于“元电影”的迷恋，同时也将影院空间与主人公的心理状况与身份处境进行了勾连。

　　作为主导侦破的刑警队长，马哲在案件中扮演了导演/观者的双重角色。在电影院这个混淆真实与虚幻的造梦机器与认同装置中，马哲窥探着别人的命运，也索解着自己的内心。他在影院里进入的那一场离奇幻梦，如同影片中多次出现的镜像一样，是一个典型的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自我凝视与认同建构。

　　电影院这一废墟空间与主人公马哲的另一方面的勾连，在于确认了他的边缘人身份。片中，坠落在地的影院招牌与燃烧的摄影机固然可以解读出“电影已死”“艺术终结”等含义，但更直接的作用是为人物的命运营造了一种无常而奇诡的氛围。

　　马哲显然是一个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的人物。在派出所里，他不善于曲意逢迎，严肃而缄默，笨拙而孤独。一身皮衣与他人整齐的着装相比，像是无法融入集体的异类。相较好大喜功、看重集体荣誉的所长，他更在意案件的真相。

　　在家中，耽于工作的他算不上合格的丈夫。在怀孕而敏感多思的妻子面前，他缺乏应有的情感关怀。片中有这样一幕显示出创作者的影像巧思：在因胎儿的智商问题陷入分歧后，马哲与妻子回到家中，二人无论怎样在狭小的空间里移动，始终被画面分割在不同的画框中。影片以这种分割式构图，暗示二人之间难以弥合的情感裂隙。

　　马哲的悲剧性命运在于，在这场连环杀人案中，他遇到了一群似乎与自己一样被主流社会所压抑的同类：年迈的幺四婆婆与疯子之间，有着难以启齿的情感关系；说真话的孩子不被相信与理解，并最终死于天真与好奇；王宏与钱玲无法冲破世俗伦理的界限，只能活在月亮的背面，徘徊于诗歌的世界里；曾因流氓罪被判入狱的许亮，实际上是热爱扮装的性少数者。他们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都是无法与世界兼容的“异类”。时代的河道不允许逆流与波澜，而他们是河边需要被修正的错误。

　　马哲自信地认为自己可以顺利地破获案件，却不料一步步地陷入命运的深渊。中途，他也曾试图从案件中抽身而出。于是，他穿起与许亮款式相仿的男装，想要混迹在日常烟火里，做一个等待妻子下班、为妻子下厨的好男人，却发现为时已晚。饭后的甜蜜时刻与墙上完好无缺的拼图提醒着观众，一切只是大梦一场。

　　影片一开始所引用的加缪的文句“人理解不了命运，因此我装扮成了命运，我换上了诸神那副糊涂又高深莫测的面孔”，早已给马哲划定了存在主义式的结局。他似乎别无他途，只能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杀死疯子，成为疯子。

　　与许多文艺作品中的“疯癫”意象一样，《河边的错误》中的疯子形象也有着明显的象征意味。由于创作者的有意留白，影片展现出充分的多义与暧昧，观者可以从中读出多样的意涵。显然，影片可以视为一则观照“疯癫与文明”这一宏大议题的寓言文本。

　　原著《河边的错误》写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始终觉得，这篇象征意味浓郁的小说有着对当代历史创伤的回望与反思，揭示出大时代对于个体的压抑与遮蔽。只不过现代主义修辞所带来的多义性成为一种障眼法，当然也是一种保护壳。

　　电影《河边的错误》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上世纪90年代，并不影响影片的指涉意味与寓言色彩。影片通过马哲走向疯癫的命运，为我们揭示出世界的荒诞本质与非理性面目。如果仔细体会，影片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开放式的双重结局。第一重结局是马哲杀死疯子，陷入疯癫，随后其乐融融的颁奖环节与家庭段落皆出自他疯癫后的幻觉。另一重结局则是马哲的确因杀死疯子而获得奖励，事业与家庭重回正轨。但在第二重结局中，新生儿水中玩耍的场景暗示着疯癫的循环与延续。无论哪一种结局，疯癫都是最后的真相。

　　影片同时也揭示出，正常与反常、主流与非主流、疯癫与理性的对立，往往是被社会权力所建构出来的。片尾，马哲身着警服上台领奖，这是他片中为数不多的脱下皮衣的时刻。然而这一段落中，马哲空洞的眼神提醒着我们，他褪下了皮衣、融入了集体、回归了理性，但也失去了真正的自我。或许，正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写的那样：疯癫有时往往比理性更接近于幸福和真理，比理性更接近于理性。（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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