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 Dravet 综合征诊断与治疗的中国专家共识
中国抗癫痫协会创新与转化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罕见病学组，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神经学组
执笔（排名不分先后）姜玉武、张月华、吴晔（北京大第一医院），方方、田小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张建昭（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柳青（北京协和医院），周东（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王艺、周水珍（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蒋莉（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廖卫平、刘晓蓉（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操德智（深圳市儿童医院），彭镜（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王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孙丹（武汉儿童医院），汪东（西安市儿童医院），郑帼（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高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梁建民（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贾天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刘晓鸣（徐州市儿童医院）
Dravet综合征（Dravet syndrome ，DS）（OMIM：607208）为婴儿期起病的难治性癫痫综合征，由法国医生Charlotte Dravet在1978年首次报道，既往又称婴儿严重肌阵挛癫痫（Severe myoclonic epilepsy in infancy，SMEI）[1]。DS临床特点为2～15月龄起病，开始常为热性惊厥，随后逐渐出现多种发作类型的无热发作；发作具有热敏感的特点；病程中容易出现癫痫持续状态（Status epilepticus，SE）；抗癫痫发作药物（Anti-seizure medications，ASMs）疗效欠佳；有不同程度的发育迟缓/智力障碍；严重影响患者及其家人的生活质量[2]。DS于2018年5 月被纳入中国第一批罕见病目录（编号：105号）[3]。近10 年来国外针对DS 的诊断、治疗及管理的共识陆续发布[4-10]。国内目前尚缺乏DS 诊疗相关专家共识或指南[11, 12]。因此，由中国抗癫痫协会创新与转化专业委员会牵头，联合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罕见病学组及神经学组，共同组织相关专家组，根据近年来国内外DS临床实践及相关文献，共同制定本共识，旨在提高中国DS的规范化诊疗水平。
中国目前尚缺乏针对DS流行病学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根据国外文献报道DS患病率为1/40 900～1/15 700[14-16]。
本病起病年龄在2～15 月龄，通常在3～9 月龄起病，高峰年龄为6月龄，根据DS患者不同年龄临床特点可将其病程分为3 个阶段[17]：① 第一阶段：发病至1岁以内，此阶段为热敏感期，绝大多数患儿发热或环境温度升高（如洗热水澡）后诱发全面强直阵挛发作或半侧阵挛发作，易出现长时间的发作或持续状态，发热期间易反复发作；② 第二阶段：1～5岁，为发作加重期，多数患儿在此阶段出现无热发作，发作类型多样，可有全面强直阵挛、半侧阵挛、局灶性、肌阵挛及不典型失神发作，强直发作及失张力发作少见。半侧阵挛发作可累及不同侧别的肢体，为DS较为特征性的发作表现。此阶段发作较频繁，易出现SE，发作仍有热敏感特点，约1/3 的患儿发作有光敏感特点；③ 第三阶段：5 岁以后，此阶段部分患儿发作可呈减少趋势，故又称之为“发作稳定期”，多数患儿发作类型以全面强直阵挛发作和局灶性发作为主。随着年龄增长，不典型失神及肌阵挛发作逐渐减少或消失，SE次数减少，热敏感会逐渐下降，光敏感也逐渐消失，部分患者以睡眠期发作为主，并有一定簇集性[17-23]。
DS患儿在病程中易出现SE，发热时更易诱发，发作类型主要为全面强直阵挛持续状态及半侧阵挛继发全面强直阵挛持续状态，少数可出现不典型失神持续状态及肌阵挛持续状态。在发生SE的患儿中，绝大多数患儿经及时止惊及对症治疗后可恢复到发生SE前的发育状态，少数患儿可出现急性脑病（acute encephalopathy），常见于感染或SE后，此类患者死亡率高，存活者常遗留严重的神经系统后遗症[24-26]。DS 患儿发生急性脑病的危险因素包括高热、临床表型较重、携带SCN1A基因致病变异。其中临床表型较重表现为起病年龄早、病程中出现肌阵挛发作、发作频繁、既往多次出现SE。
DS患者发病前以及发病初期发育正常，后逐渐出现发育迟缓甚至倒退。多数患儿到青少年时期出现不同程度智力障碍、行为异常、睡眠障碍（75%，如入睡困难、呼吸暂停，夜惊和不宁腿综合征、嗜睡等）以及精神心理问题（如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孤独症谱系障碍（22%～46%）和抑郁焦虑等）。少数成年患者还可出现错觉及幻觉。运动受累程度可轻可重，可出现共济失调（59%），锥体束征阳性（22%）；部分年长儿及成年人可能会出现蹲伏步态（crouch gait），表现为膝关节屈曲内收，胫骨外旋，足外翻（图1）[27]，脊柱后凸/侧后凸，可导致扁平足等足部畸形；还可出现颈部肌张力障碍（antecollis），表现为头颈部弯曲，严重者下颌贴胸，年长者还可出现躯干前屈（camptocormia），姿势异常。少数患者还可出现震颤、行动迟缓、肌张力增高等帕金森病样的症状[20, 28-32]。DS整体预后不良，发作控制可相对稳定，但智力障碍等共患病可持续存在。
DS患者发病初期脑电图可完全正常，随着病情的进展逐渐出现背景活动减慢，发作间期可有局灶性、多灶性和/或广泛性痫样放电。发作间期放电与临床发作轻重无明显关系，疾病早期临床可有频繁发作，发作间期脑电图可正常。少数光敏感患儿闪光刺激可诱发异常放电和/或临床发作（15%～25%），极少数患儿看到特定图像后诱发临床发作[22, 34, 35]。DS患者需定期复查脑电图，尤其当突然出现不明原因反应减低、行为迟缓、情绪异常等，或出现一些异常表现不易分辨是否为发作时，可复查长程视频脑电图协助诊断有无不典型失神发作、非惊厥持续状态或发作形式改变。
DS患者早期头颅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正常，随年龄增长可出现脑萎缩，侧脑室增宽等非特异性改变，少数患者可出现海马硬化，在发作控制欠佳及反复SE 患者中更为常见。半侧阵挛持续状态患儿恢复期可遗留半侧脑萎缩。在多数SE 后发生急性脑病的患者中，急性期可出现广泛皮层肿胀，甚至脑疝可能[24-26, 36]，后期出现脑萎缩。因为DS 患者头颅影像学改变不特异，因此常规复诊时通常不需要复查头颅影像学。如发热时出现长时间的发作或反复发作，发作间期持续意识障碍需进一步完善头颅影像学检查（含DWI 序列）协助诊断有无急性脑病等。
DS为遗传性癫痫，主要致病基因为SCN1A基因（编码电压门控钠离子通道α1亚单位），其变异检出率为80%～85%，少数患儿或其父母一方可携带SCN1A嵌合变异。其中新生变异占90%～95%，遗传性变异（包括变异嵌合体遗传）占5%～10%，携带遗传性变异的父母一方表型可为热性惊厥（Febrile seizures，FS）、热性惊厥附加症（Febrile seizures plus，FS+）或正常；变异类型可为错义变异、无义变异、移码变异、剪切位点变异，大片段缺失或重复，未发现热点变异。文献报道2q24.3微缺失（包含SCN1A基因）可导致DS表型[37]。其他少见的致病基因包括PCDH19、SCN2A、SCN8A、SCN1B、GABRA1、GABRG2、GABRB2、GABRB3、STXBP1、HCN1、KCNA2和CHD2等[38-41]。建议对疑诊DS患者可进行SCN1A基因检测，未发现变异者进一步行全外显子组测序，必要时进行拷贝数变异（Copy number variant，CNV）测序。
另外在DS患者中，约10%通过外周血DNA检测为SCN1A“新生变异”者最终证实其父母一方为变异嵌合体（文献报道变异嵌合比例为1.7%～38.8%）[40]。如果DS先证者被判定为携带SCN1A “新生变异”的家系中有其他同胞患癫痫并携带相同SCN1A变异，则高度怀疑父母一方为变异嵌合体，可对父母进一步行多组织样本SCN1A变异嵌合体定量检测。
DS基因型与表型相关性目前尚未完全清楚。需要注意的是，SCN1A基因变异存在显著的表型异质性，从无症状携带者、热性惊厥、婴儿癫痫伴游走性局灶性发作、肌阵挛失张力癫痫到DS等。因此，仅基因检出SCN1A变异不能确定是DS，需要根据临床表现，包括起病年龄、发作类型、是否具有热敏感、癫痫持续状态、药物治疗效果、智力运动发育情况等综合判定SCN1A变异相关表型。
① 2～15月龄起病（高峰年龄为生后6月龄），表现为发热或环境温度升高（如热水浴等）诱发的全面强直阵挛发作或半侧阵挛发作；② 病程中逐渐出现多种形式的无热发作，包括全面强直阵挛发作、半侧阵挛发作、局灶性发作、肌阵挛发作和不典型失神等；③发作具有热敏感的特点，部分具有光敏感性；④ 病程中容易出现长时间（10 min以上）的发作或癫痫持续状态；⑤ 发病前智力运动发育正常，发病后逐渐出现不同程度的智力运动发育落后或倒退，可有共济失调和锥体束征；⑥ 脑电图在病程早期多正常，随病程进展可出现背景节律减慢，全导棘慢波、多棘慢波或局灶性、多灶性痫样放电；⑦ ASMs 通常疗效不佳，钠离子通道阻滞剂可能会加重发作（图2）[1, 18, 20, 22]。
如发现DS相关致病基因变异可进一步支持诊断。如基因检测未发现致病基因亦不能排除DS诊断，可根据DS 相关临床诊断标准进一步确定是否 诊断DS。
既往发育正常的2～15月龄婴幼儿，出现发热（尤其低热）、环境温度升高（如热水浴等）或接种疫苗后抽搐，具有以下2条特点以上时应警惕DS，尽早完善基因检查[42]。① 表现为局灶性阵挛发作（尤其半侧阵挛发作）；② 持续时间15 min； ③ 24 h 内发作≥2次。
如病程中无长时间的癫痫发作（发作持续时间10 min），癫痫发作缺乏热敏感性，起病年龄在1～2 月龄或15～20 月龄，起病时即存在发育迟缓，或发现局灶性神经系统异常，2岁后脑电图没有发作间期异常放电，应用奥卡西平、卡马西平或拉莫三嗪等钠离子通道阻滞剂效果良好，应谨慎诊断DS[22]。如发现局部致痫灶或出现痉挛发作，应排除DS。
如未在儿童早期明确诊断的DS患者，随年龄增长其临床特点发生演变可能更难识别，基因检测可协助鉴别诊断。进行癫痫术前评估的年长儿或成年难治性癫痫患者，如果临床上具有热敏感、局灶性发作、反复长时间发作、钠离子通道阻滞剂加重发作、起病年龄小等特点，应警惕DS，需进一步完善基因检查协诊。
DS需要与SCN1A基因变异相关的非DS 癫痫表型进行鉴别，如早发性婴儿发育性癫痫性脑病（Early-infantile developmental and epileptic encephalopathy，EIDEE），后者起病年龄早（3 月龄以内），癫痫发作前即存在发育落后和/或运动障碍。一部分早发性 SCN1A基因相关的EIDEE 患者所携带变异位点，如 Thr226Met，为功能获得性变异，因此钠离子通道阻滞剂治疗可能有效。可根据临床表现，包括起病年龄、发作类型、是否具有热敏感、癫痫持续状态、药物治疗效果、智力运动发育情况等综合判定SCN1A变异所致癫痫表型[22]。
DS患儿在病程第一阶段即热敏感期要注意与热性惊厥附加症鉴别，多数DS患儿1 岁前表现为复杂型热性惊厥的特点，即表现为半侧阵挛发作或局灶性发作、发作持续时间大于15分钟、24小时内出现2次以上发作。当同一患儿出现2 条复杂型热性惊厥的特点时要高度警惕DS[42]。DS 患儿在病程第二阶段即发作加重期，出现多种形式的无热发作后，要注意与肌阵挛失张力癫痫（Epilepsy with myoclonic-atonic seizures，MAE，既往又称Doose综合征）和Lennox‑Gastaut综合征（Lennox‑Gastaut syndrome，LGS）鉴别[18]。可根据发作起病年龄、是否有热敏感、发作类型、脑电图特点及药物治疗反应进行鉴别。DS 还需要与结构性局灶性癫痫及线粒体病鉴别，均可以发热诱发的长时间局灶性发作起病，DS 的局灶性阵挛发作（半侧阵挛发作）通常交替累及双侧，结构性局灶性癫痫发作通常累及同侧或同一肢体，肌阵挛和不典型失神发作不常见，头颅MRI 通常显示局灶性致痫性病灶。线粒体病通常有多系统受累，血乳酸升高，头颅影像学具有特异性改变等进行鉴别。
DS为难治性癫痫综合征，ASMs治疗效果欠佳，很难达到发作完全控制，治疗的主要目标是减少发作频率及减少SE的发生，并尽可能降低ASMs 的不良反应[18]，促进智力运动发育，提高生存质量。推荐治疗目标：发热时无反复发作及长时间发作（持续时间超过10 min），无热发作不超过数月一次，发作程度轻，持续时间短（Ⅳ级证据，专家推荐）。
2022 年发布的DS 诊断和管理国际共识中，丙戊酸作为一线药物，司替戊醇、芬氟拉明和氯巴占作为二线治疗，药用级二酚、托吡酯作为可选择的治疗[8]。根据国内ASMs 的具体情况，2023 年中国癫痫诊疗指南推荐丙戊酸、氯巴占、托吡酯为治疗DS的一线药物，司替戊醇、左乙拉西坦、唑尼沙胺、氯硝西泮和药用级二酚为可以添加的药 物[12]。现将治疗 DS 的ASMs 治疗总结如下。
该药是一种广谱ASMs，通过增强GABA抑制神经元的功能，抑制神经元的T型钙离子通道等发挥作用。对全面强直阵挛发作、肌阵挛发作和失神发作等均有效。关于丙戊酸治疗DS的回顾性观察性研究显示其有效率（发作频率减少50% 以上）为22.2%～52%[43-46]（Ⅳ级证据）。VPA 已获得2023年中国癫痫诊疗指南[12]、2022 年NICE指南[7]和2021 年SIGN指南[6]的一线推荐，多篇关于DS 的治疗综述也一致认为，VPA 应该是儿童DS的一线]。专家推荐：VPA是DS的一线 氯巴占（Clobazam，CLB）
该药为一种新型苯二氮䓬类药物，作用于GABAA受体的氯离子通道，增加氯离子内流，引起神经元的超级化，终止异常放电。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45]，司替戊醇+丙戊酸+氯巴占组可降低62.5% DS 患者的癫痫发作频率，其有效率高于司替戊醇+丙戊酸组（57.1%）和司替戊醇组（33.3%），提示CLB作为添加药物治疗DS是有效的（Ⅳ级证据）。CLB添加治疗DS 的相关回顾性观察性研究显示其有效率为27.6%～89%[3，43，45]（IV 级证据）。CLB 在2017 年北美关于优化DS 诊治的共识[4]、2021年欧洲一项关于婴儿及成人DS 的照护指南[5]、2023年中国癫痫诊疗指南[12]、2022年NICE 指南[7]和2021年SIGN指南[6]中推荐作为DS 的一线添加药物。
该药又名二氧苯庚醇，是GABAA受体的变构调节剂，该药作用机制复杂，包括直接作用于GABAA受体，抑制细胞色素P450 的活性，提高其他ASMs 的血药浓度，并具有神经保护作用。对于惊厥性癫痫发作、伴意识障碍的局灶性发作、肌阵挛发作、不典型失神发作及长时间发作均有效[46]。2022 年7月美国食品及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批准司替戊醇用于6个月及以上、体质量7 kg及以上同时应用CLB的DS患者的添加治疗。在 ≥3岁DS患者中开展的2 项Ⅲ期、双盲、安慰剂、随机对照试验显示，与安慰剂+VPA+CLB相比，司替戊醇+VPA+CLB 治疗2个月后应答率显著提高［STICLO-法国研究：71% vs. 5%（P0.000 1），STICLO-意大利研究：67% vs. 9%（P = 0.009 4）］，癫痫无发作率也显著提高［STICLO-法国研究：43%vs. 0%（P=0.001 3）］ ，75% 在随访期间耐受性良好[47-48]。（Ⅰ级证据）。其他相关观察性研究显示STP 作为VPA和CLB的添加药物，有效率在61%～89%[43, 47-49]。STP在2023年中国癫痫诊疗指南[12]、 2022 年NICE 指南[7]和2021年SIGN 指南[6]中推荐作为DS 的一线添加药物。推荐起始剂量15～20 mg/kg/d，每1～2 周增加10 mg/kg/d，目标剂量30～50 mg/kg/d，儿童最大剂量可用至50 mg/kg/d，成人建议剂量20～30 mg/kg/d，最大每日不超过3 000 mg，需要与食物同服，每日2次或3 次（体重10 kg 以内患者每天不超过2次）。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嗜睡、食欲减退、烦躁不安、共济失调、体重减轻、肌张力低下、恶心、震颤、构音障碍和失眠。因该药明显抑制细胞色素P450 活性，可提高CLB、VPA和芬氟拉明等药物的血药浓度，因此联合应用时应注意调整受影响药物的剂量。与VPA联用时部分患者可出现血氨升高或高血氨相关脑病，可通过补充左旋肉碱治疗。A级推荐：STP可作为DS的一线 芬氟拉明（Fenfluramine，FFA）
该药又名氟，为5-羟色胺拮抗剂和再摄取抑制剂，可能调节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ethyl-D-aspartic acid receptor，NMDAR）介导的兴奋作用，两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表明FFA联合司替戊醇等ASMs 可显著降低DS患儿及成年患者的惊厥性癫痫发生[50-51]（Ⅰ级证据），同时研究显示低剂量FFA（0.2 mg/kg/天）即可有效减少发作[52]， STP作为添加治疗在DS中的有效率为54%～78%[51-53]，未发现肺动脉高压及心脏瓣膜损伤，说明该药在DS患者中治疗效果好，耐受性可。2020 年美国和欧盟先后批准FFA作为DS治疗的添加药物。推荐起始剂量0.2 mg/kg/d，每周加量，根据发作及耐受情况，最大剂量0.7 mg/kg/d（不与司替戊醇合用，最大量26 mg/d）或0.4 mg/kg/d（与司替戊醇合用，最大量17 mg/d），每6 个月监测心脏超声。不良反应包括心脏瓣膜病和肺动脉高压、乏力、昏睡、嗜睡、腹泻、食欲不振、发热和体重减轻。
该药是一种来自植物的非精神类成分，不含四氢酚，因此无欣快等副作用。该药具体抗癫痫机制不明，可能通过G蛋白偶联受体55和瞬时受体电位香草素1调节细胞内钙浓度，并通过平衡型核苷转运体1抑制细胞腺苷摄取发挥作用。该药在美国和欧盟分别于2018、2019 年获批作为DS的添加治疗。两项Ⅲ期、双盲、安慰剂对照RCT研究GWP-CARE1［CBD 20 mg/kg/天］和GWPCARE2 ［CBD 10 和20 mg/kg/天］）评估了CBD 在治疗DS方面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在高度难治性患者（既往服用ASMs的中位数为4，联用的ASMs为3）中，有效率显著高于安慰剂（42.6%～49.3% vs 26.2%～27.1%），在联用CLB 的患者亚组中有效率更高（47.5%～62.5% vs. 23.7%～36.6%）[54-55]（Ⅰ级证据）。推荐作为DS的添加用药，与CLB 联用效果更佳，同时注意监测不良反应。推荐起始剂量5 mg/kg/d，一周后可调整至目标剂量10 mg/kg/d，根据发作及耐受情况最大剂量为20～25 mg/kg/d，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嗜睡、食欲减退、转氨酶升高、腹泻、乏力、不适、失眠。A级推荐：CBD可作为DS的一线 托吡酯（Topiramate，TPM）
该药为广谱ASMs，通过阻断电压依赖的钠离子通道，抑制谷氨酸AMPA受体，增强GABA受体及碳酸酐酶抑制剂的作用等发挥作用。回顾性观察性研究显示， TPM联合其他ASMs对DS的有效率为35%～78%[45, 56-58]（Ⅳ级证据），2023年中国癫痫诊疗指南[12]和2021 年SIGN指南[6]推荐TPM作为DS 的添加治疗，其他治疗综述及共识推荐TPM 作为DS 的添加治疗（Ⅳ级证据）。
该药为选择性α-氨基-3-羟基-5-甲基-4-异恶唑丙酸（a-amino-3-hydroxy-5-methyl-4-isoxazolepropionic-acid，AMPA）受体拮抗剂，与突触后膜上的AMPA受体非竞争性结合，降低兴奋性神经递质谷氨酸的活性，避免神经元过度兴奋而发挥抗癫痫作用。对局灶性发作，全面强直阵挛发作，肌阵挛发作，失神发作等多种发作类型均有一定疗效[64]。目前吡仑帕奈用于DS 治疗的样本量较少，有效率为50%～80%[66-72]（Ⅳ级证据）。
KD 是一种高脂肪、低碳水化合物、合理蛋白质和其他营养素的配方饮食，改变体内代谢环境发挥作用。既往相关回顾性研究及前瞻性研究显示生酮饮食在DS 患儿中有明确效果，有效率在38.4%～85%[73-76]。2020 年一项关于KD治疗167 例DS患者的荟萃分析显示，KD 治疗3、6、12个月有效率分别为63%，60% 和43%。无发作率（发作控制1年以上）为5%～37.5%。5篇文献提及认知及行为发育得到改善[74]（Ⅳ级证据）。2023年一项中国回顾性、多中心队列研究纳入114例DS患者， KD 治疗1、3、6和12个月有效率分别为57.9%、 76.3%、59.6% 和 43%，副作用发生率低，表明KD治疗DS安全有效，耐受性较好[76]（Ⅳ级证据）。若DS患者应用三种以上ASMs发作仍控制欠佳，可尝试应用生酮饮食。经典的生酮饮食要求严格控制饮食，年长儿依从性较差，对于婴幼儿DS患者，结合家长意愿，可尽早尝试生酮饮食治疗（不用必须应用三种以上ASMs 后才考虑），青少年和成人患者可采用改良的阿特金斯饮食。该方法的不良反应包括恶心、呕吐、便秘、高脂血症和肾结石等。
迷走神经刺激术（Vagus nerve stimulation，VNS）是治疗药物难治性癫痫的神经调控方法之一，在少部分DS 患者中有效[8, 45]。一项针对13 项研究（68例DS患者）的荟萃分析显示VNS对52.9%的患者有效，但不同研究有效性差异较大[77]（Ⅳ级证据）。一项针对216 例遗传性药物难治性癫痫患者（DS患者92例）VNS疗效的荟萃分析显示，VNS 可减少DS 患者发作持续时间，对整体发作频率改善有限[78]（Ⅳ级证据）。因此在选择VNS治疗前应先尝试ASMs和生酮饮食治疗，如效果不佳可尝试应用VNS。不推荐对DS患者进行胼胝体切开术及局部脑叶切除术等外科治疗。
惊厥性癫痫发作时建议尽早使用苯二氮䓬类药物终止发作，有效的院前治疗可明显缩短SE 的持续时间，建议家庭备用发作急救药品（口颊粘膜溶液、鼻喷雾剂、直肠凝胶及水合氯醛灌肠剂等），如全面强直阵挛发作持续3～5 min不缓解可启动院前急救，应用家庭备用发作急救药品，如近期有过长时间的惊厥性发作，则发作一开始就应启用发作急救药品。5 min 后如发作仍不缓解需尽快就近医院就诊，家庭急救时不建议交替应用不同种类急救药品，到达医院后如发作仍不缓解尽快启动SE院内治疗流程（无静脉通路可选择肌肉注射或口颊粘膜给药，水合氯醛灌肠剂灌肠等，尽快建立静脉通路后应用苯二氮䓬类药物，如苯二氮䓬类药物无效，可选用静脉注射VPA或LEV等）。尽管/苯妥英为钠离子通道阻滞剂，不推荐用作DS的维持期治疗，但在SE 下，使用、苯妥英或磷苯妥英作为急救治疗并不是禁忌症[8, 57]。注意监测生命体征，管理气道等，合并发热时应重视积极降温，尽量避免长时间的发作导致急性脑病的发生。
尽管DS患者的共患病对其生活质量有严重的负面影响，但临床医生对其的诊断和治疗可能都不足。调查发现监护人对共患病的反馈普遍比医生要高。因此需要神经内科、康复科、保健中心和/或精神心理科对DS 患者进行长期随访，定期评估，并进行专业指导，改善DS患者的整体生活质量[8]。针对认知障碍、语言障碍、孤独症谱系疾病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进行专业评估后早期进行认知、行为及语言干预，必要时添加药物治疗，生酮饮食治疗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认知和行为；针对运动障碍，可进行适当的运动干预训练、穿戴矫正鞋垫/鞋等延缓进展；针对帕金森样症状可尝试卡比多巴-左旋多巴治疗；如出现睡眠障碍可进行长程脑电图、睡眠监测等相关检查后酌情治疗，入睡困难者可尝试褪黑素治疗；如年长儿或成年患者出现抑郁焦虑等情绪障碍，需及时到精神心理科寻求专业帮助；可通过积极调整ASMs或其他治疗方法控制发作，增加夜间监测设备等方法预防SUDEP的发生。如果多种ASMs联合应用需注意除外药物副作用可能。
DS患者发作具有热敏感性，低热即容易诱发发作，并且在高热时容易出现癫痫持续状态，因此对体温的控制尤其重要，同时洗澡时要避免水温过热或在较闷热的环境中洗澡时间过长。目前根据临床经验建议DS 患者在发热期间应积极口服或使用直肠退热剂控制体温，既往有SE者，若同时应用苯二氮䓬类药物者可进行适当加量，根据体温情况酌情恢复至原有剂量，如未添加苯二氮䓬类药物，可加用片进行预防，根据体温情况酌情停用[4，8]。
【治疗推荐意见】：丙戊酸是治疗DS的一线治疗药物（Ⅳ级证据，专家推荐）。氯巴占（Ⅳ级证据，专家推荐）、司替戊醇/芬氟拉明/药用级二酚（Ⅰ级证据，A级推荐）为一线添加药物。托吡酯/氯硝西泮/硝西泮/左乙拉西坦/唑尼沙胺/吡仑帕奈为二线添加药物（Ⅳ级证据，专家推荐）。ASMs治疗效果不佳者，考虑应用生酮饮食治疗，婴幼儿患者可尽早开展（Ⅳ级证据，专家推荐）。ASMs和生酮饮食治疗效果不佳可应用迷走神经刺激术（VNS）。不建议进行胼胝体切开术及局部脑叶切除术等外科治疗（Ⅳ级证据，专家推荐）。针对SCN1A基因变异患者应避免使用奥卡西平、拉考沙胺、卡马西平和拉莫三嗪等钠离子通道阻滞剂 （Ⅳ级证据，专家推荐）。
DS患儿注意尽量避免诱发因素，有发热时及时退热，预防高热；尽量减少热水浴，天热时避免过度活动；光敏感者注意避免电子产品画面变化及室内外光线突然变化。备用家庭自救止惊药物（口颊粘膜溶液、鼻喷雾剂、直肠凝胶及水合氯醛灌肠剂等），发作时及时止惊。部分患儿容易夜间睡眠期发作，因此监护人应注意可能存在夜间发作后呕吐窒息以及SUDEP的危险。学习DS相关知识及发作时的应对措施，规律用药，定期复诊。了解高热时癫痫持续状态可能会导致急性脑病相关知识。根据患儿情况酌情康复干预。提高对共患病的认识及诊治意识，同时注意患儿及监护人的心理辅导[8, 79-80]。
DS为热敏感相关难治性癫痫，尽管疫苗接种后出现反应性发热可能会诱发发作，但不会改变病程和预后，目前无充分证据表明DS 患儿应调整或停止疫苗接种。发作控制欠佳并非为疫苗接种的绝对禁忌（尤其是破伤风疫苗和狂犬病疫苗），文献报道表明疫苗接种后出现相应病原感染时急性脑病发生率较低，疫苗接种总体获益大于风险[8, 81-83]。在家属知情理解情况下，建议DS 患者接受所有常规疫苗接种，可在疾病相对稳定期且无其他疫苗接种禁忌（如感染状态、过敏等）时进行正常疫苗接种（如流感疫苗、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等），通常在接种时或接种后24h预防性使用退热剂和苯二氮䓬类药物，但暂缺乏明确的证据支持其有效性。可到当地医院疫苗评估门诊进行规范化咨询。6.3 成年后管理
成年期患者发作类型以全面强直阵挛发作和局灶性发作为主。SE次数减少，热敏感程度降低，部分患者以睡眠期发作为主，夜间发作后呕吐窒息风险风险增加；成年患者日间发作时因缺少照护更容易发生危险，同时服药依从性降低；另外睡眠障碍及情绪障碍等共患病发生率增高。医护人员及照护人员应针对成年患者特点进行重点关注及干预管理，青少年患儿应提前做好过渡准备，儿童神经内科医师应向成人神经内科医师详细交接患者病情及病历资料，做好转诊工作，帮助患者顺利过渡，同时教育家庭进行渐进式护理过渡[10, 21, 84]。
DS为婴儿期起病的难治性癫痫综合征，通过调整ASMs和生酮饮食等治疗，尽量减少发作频率及SE 的发生，提高生存质量。目前治疗证据充分的药物有司替戊醇、FFA、二酚等，更多的新药如Soticlestat（TAK-935）正在临床试验阶段及研发中。包括反义寡核苷酸及腺相关病毒等相关的基因治疗方法也正在临床前或临床试验阶段。各诊疗单元应熟练掌握该病诊疗原则及SE治疗流程。神经内科、康复科、保健中心、精神心理科和患者组织等多部门协作，共同提高DS患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
（排名不分先后）操德智、陈蕾、崔宁、翟瑄、丁晶、杜丽君、樊红彬、高峰、郭崇伦、郭强、郭燕舞、韩蕴丽、洪波、胡杰、贾天明、姜玉武、蒋莉、康德智、李海峰、李玲、李路明、李其富、李文玲、李云、林卫红、凌至培、刘仕勇、刘翔宇、刘晓鸣、刘智胜、龙莉莉、欧绍武、钱若兵、孙岩、汤春辉、田茂强、田梅、王慧芳、王菊莉、王群、王天成、王新军、王雄飞、邬巍、吴迪、谢涵、徐纪文、闫宇翔、杨光路、杨丽白、杨小枫、于晓莉、张建昭、张赟健、赵国光、赵婷婷、赵秀鹤、周文静、朱丹、朱遂强
（排名不分先后）王艺、张月华、蒋莉、邹朝春、金润铭、徐家丽、李联侨、朱海燕、邹丽萍、方昕、刘丽、陈淑丽、刘艳明、田执梁、程亚颖、张静、姚宝珍、应艳琴、黄艳智、陈颖、虞雄鹰、王华、于永慧、胡瑞梅、李晓华、张改秀、吴瑾、张锋、刘小红、汤继宏、姜丽红、单小鸥、刘晓梅、余永国、吴迪、邱正庆、王剑、张一宁、徐迎军、刘晓军、陈倩
（排名不分先后）姜玉武、方方、周水珍、彭镜、孙丹、卞广波、陈永前、甘靖、高峰、高丽、郭静竹、韩虹、韩金芬、韩蕴丽、洪思琦、胡君、李保敏、李玲、梁建民、廖建湘、刘艳、孙岩、汤春辉、田茂强、王春雨、张俊梅、王纪文、王荣、王守磊、吴德、吴华平、杨光、杨光路、杨健、杨思达、张利亚、张玉琴、赵蓉、郑帼、周戬平、禚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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